艺术的罪与罚: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 西藏 再度入圍國際曼布克文學獎決選

再度入圍國際曼布克文學獎決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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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cheologia dell’ufficio）。 这种范式，既是本体论的又是实践的，它交织了存在与行动、神性与人性，也是教会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止塑造和表达的，从早期没有太多确切规定的《使徒宪章》（Costituzioni apostoliche），到13世纪的纪尧姆•杜兰德精心构思下的《礼仪原理论》（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），到1947年措辞严谨的教皇通谕《上帝的调解人》（Mediator Dei）。然而，只有对这种范式完成初步的定义，我们才有可能实际地理解“形式—生命”所涉及的咫尺而又遥远的经验。 对于修道士的生活方式，如果只能从刻苦比对礼仪范式中获取理解，那么，研究工作中的关键实验就不能不投入对12、13世纪的宗教运动的分析中，而方济各主义正是这些运动走向登峰造极的代表。宗教运动的主要实践不再停留在教义和法律的层面，而是走进了生活本身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宗教运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代表修道制度已经来到决定性的历史节点，修道主义的长、短、胜、负，都在这一刻达到了张力的极限。 为此，本书将针对方济各和方济各派理论家们有关“清贫”以及“使用”的启示作出诠释，并且以此作为行文的收尾。关于诠释，一类是早期的传说和大量的圣徒文学，经它们粉饰出来的，不是过于人性的疯子、傻子的面具，就是非人性的新基督的面具，它们共同掩盖了“清贫”以及“使用”的理论；另一类则如《圣经》或法律文本的注释，关注事实而非事实附带或包含的理论意义，它们将方济会的信息局限在法律史和教会史的学科范畴。无论在哪一类诠释中，至今尚未触及的东西或许才是方济会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，如同无法拖延的任务，西方世界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与它对峙：如何思考一种“形式—生命”，一种完全脱离了法律掌控的人类生活，一种永远不会成为占有的对身体和世界的使用。也就是说：想一想生命，它永远不是所有权的受让，而是一种共同的使用。 至于这样的任务，需要详细制作一套“使用”的理论，它缺失于西方哲学体系，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存在，而从这一理论出发，还需要对那个“操作”和“政府”的本体进行批判，这样的本体，在各种伪装之下，还在继续决定着人类的命运。这份功课，就让我们留给《牲人》的最后一卷去展开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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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在这里，人们不必纠结连词“即”（vel）与“和”（et）是否造成了语义上的含糊不清，倒是可以把修道院视为力场，看着它被两股相逆又相交缠的力量贯穿，而在这对力量的相互张力作用中，某种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，一种“形式—生命”，固执地靠近了它的实现，却又以同样的固执而落空。修道主义所创新的，既不是生活与规范的混淆，也不是事实与权利关系的新蜕变，而是对某种生命境界的识别，它不曾被人思考，在今天它或许令人不可想象，然而，它就是“生活即规则”（vita vel regula）、“规则和生命”（regula et vita）、“生活的方式”（forma vivendi）、“生命的格式”（format vitae）等词组为了它的命名而绞尽脑汁的东西。在这些词组的表达中，为了成为导向第三含义的信号，“规则”和“生活”丧失了它们原本为人们所熟悉的意义，而那第三含义，恰恰是有待我们揭晓的谜底。 可是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，有一样东西似乎阻碍了第三含义的浮现，也阻碍了大家对它的理解，这个障碍并不在于坚持了什么环节，比如誓愿、宣告等现代人心目中具备司法意义的部署，而是教会史上的一种绝对核心现象——圣餐礼仪，它对现代人来说是隐晦难懂的。至于修道士面对的巨大诱惑，不是15世纪的绘画惯于表达在半裸女性形象中的东西，也不是在画中纠缠隐修圣人安东尼的奇形怪状的妖魔；那是一种渴望，渴望将自己的生活打造成礼拜仪式的组成部分，不可或缺，不可间断。于是，这项最初提出通过分析修道制度来定义“形式—生命”的研究，不得不为一份无法预见的、至少表面误导和不相干的功课而努力，它是一种针对礼仪职务的考古，相关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单本书另行出版，题为《上帝的工作：礼仪职责考古学》（Opus De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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